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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己已是你的俘虏了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4-22 23:28

  作者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这个报告文学写得引人入胜,细节翔实,就是涉及太多人物和势力,四五百页容易混淆。

  “巴黎烧了吗?”这是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发出的责问。 本书生动而又详细地描绘了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全过程。

  译者董乐山先生在“译序”中说:《巴黎烧了吗?》是新闻史上的一部杰作。两位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在作品的史实方面力求翔实,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搜集材料;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上至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高级助手、肖尔铁茨,下至法、美、德军普通士兵和巴黎市民共达八百多人,采用了其中五百三十六人的亲身经历,因此能使这部作品做到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发挥了新闻记者的特长,能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放不下手来。作为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纪实小说),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范的作品。

  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说“以后要用它做衣服”;佛罗里达饭店里的一位中尉用电话线捆好一摞床单后,想了一想,把电话机也拿走了;在拉马丁广场,一群德国通讯兵在邻居的注视下运走了几头养在花园里的猪。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

  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巴黎弗莱斯纳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两千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国集中营,其中有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皮埃尔·勒福歇,他的妻子玛丽·海伦·勒福歇在监狱门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着,他活着!”她小声对自己叫出声来。囚犯们被押上公共汽车。登车的一刹那,皮埃尔冲她微微抬一下头。“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玛丽·海伦跑回自己的自行车旁,跨上车,跟着汽车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她继续骑着自行车跟去。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她决心要跟着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抵抗组织试图解救这列囚车,未能成功,但却给了海伦时间。当德国人赶俘虏们沿着被炸毁的铁轨去新的一列火车时,海伦追上了他们。她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不会弄清楚,丈夫身后的那个党卫军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只是冷淡地耸一耸肩,就让她走在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丈夫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享受丈夫依然存在的幽默感:“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列车开动,那个纤小的白色身影仍旧跟在后面。两天半的时间里,她不睡不息跋涉一百八十三公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路程。

  红十字会最后的营救宣告失败。在南锡火车站,她双手抱着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的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站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看着

  玛丽·海伦折回巴黎,但她并没有放弃。巴黎解放后,她乘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穿过美军和德军的战线,回到南锡,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通过与其有过黑市交易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的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并最终把丈夫带回巴黎的家中。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二十名同样遭到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郏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区公所里,维希政权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正要主持一个婚礼,结果被挥舞着手枪的起义者解除了职务,并遭逮捕。

  在新娘的哭声中,马斯比奥上校先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第一区的区政府。然后,他用同样庄严的语调宣布,婚礼继续举行。“根据抵抗运动授予我的权力”,他完成了自己作为法国首都第一区新区长的第一个公务行动:宣布莉西安娜·提尔和纳西斯·费蒂佛结为夫妇。

  站在他对面的,只有新娘,新郎身在德国一个战俘营里。等了三年的莉西安娜·提尔举行的是新郎缺席的代理婚礼。

  盟军决定向巴黎发动攻击,随军记者们的新闻竞争也开始了,许多人都立誓要做从解放了的首都发出广播的第一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得到一条珍贵的情报:他碰到布雷德莱将军,将军无意中谈及“看来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去解放巴黎了”。经验丰富的他知道届时可能找不到播发台,便事先录制了一则宣告巴黎解放的新闻,并将这条关于那个时刻的兴奋和戏剧性的报道送到伦敦,以备公司在那个伟大时刻来临时可以立刻向全球转播。

  盟军总部的战地检查官没法听那盘录音带,就将其转送到伦敦,而伦敦的检查官以为它已经过战地检查官的审查,便将其发还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分钟之内,科林伍德关于巴黎解放的生动描述传遍了全世界,正在激战的抵抗组织、坚守巴黎的德军以及向巴黎挺进的盟军,以非常吃惊的态度收听了这则消息。

  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务鲍比·本德对盟军的联络人一一指出了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个设防工事。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一甩他发白双鬓的头发,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对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然后他把枪套解开,交给身边的法国人:“现在,我认为自己已是你的俘虏了。”

  按照鲍比·本德指点的路线,盟军攻进巴黎。在二十四小时内第二次,他向那个法国人投降。这次,对方接受了。

  拉莱·凯里中士许诺要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兵。他开着吉普超过战友,向圣克卢桥直冲过去,高兴得大声欢叫。在桥的另一头,消防员让·大卫看到这驾奇怪的车辆,那钢盔,那制服,以为这些人只能是德国兵。他端起毛瑟枪,把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都打了出去。凯里被击中六枪,流着血掉到人行道上,距离巴黎的市区界线还差五十码。

  凯里被送到玛塞尔·托马斯的药房抢救。他告诉周围人“不要责怪”大卫,并把口袋里的香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三天后,充满悔恨与悲伤之情的大卫带着一瓶酒来医院探视了他。

  瘫痪的凯里被送回美国,仍与托马斯小姐保持着联系。一年后,他死于这次受伤。在写给托马斯小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们帮助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将永远把你铭记于心。”